新供给派学者：解决中国经济真问题必须迈过一道坎

5月7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中信出版集团等单位协办的“中国经济真问题——‘中国的坎’研讨会”在京举办。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米方 北京报道

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解读，而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中最本真方面之一，即中国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即中国是否存在、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学术界更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强烈主张进行供给侧改革的中国新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要遭遇的一道坎，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成功跨越这道坎。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其《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中，曾对上述问题有很深入的阐述，以致中宣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赞誉该书为“2016年度中国好书”。

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疑惑是，在目前中国经济转型遇到诸多难题和需要面对新常态等复杂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是否是解决其他一系列宏观问题的充要前提条件？多位新供给学派的学者5月7日举行圆桌会议，就此问题展开了分析研判。

贾康：“世界的局，中国的坎”

贾康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统计现象，是客观的世界之局中可观察到的真问题，也是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对于要完成现代化“中国梦”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顶级真问题。因此他表示，基于全面研究，我们不接受“否定论”，不赞成完全的“乐观论”，而应该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思维，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讨，在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潜在威胁，经受住这一历史性的考验。

贾康说，联系当下的经济运行形式，中国在追赶和借鉴中十分需要保持理性，“老二”的这把交椅不好坐。人们非常关注美国特朗普新政中的减税，这个“老大”的减税，被有些评论称为是对中国减税的竞争与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压力。中国作为老二，怎么借鉴，怎么应对？贾康表示在自己专著中已特别阐述了“财政三元悖论”分析框架：

在减税、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及控制赤字和债务水平这三个公众都非常拥护的政策方针中，其实充其量只可能同时实现两项。美国人的减税，实际上是在三元悖论的制约框架之下有一个其他经济体完全没有的“美元霸权”空间，可以把这样一个终极约束在现实生活中的临界点，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国显然在这方面跟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贾康特别提出：同样都是“税”，美国的税制是明显带有现代化特征的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而中国是明显带有税制改革任务必须改变的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中国的税制结构非但没有“自动稳定器”功能，而且还是顺周期的；非但没有应对社会发展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反而在这方面处理不好、不到位，从而可能使我们社会中已经积累的矛盾因此推波助澜。所以，要想简单地把“减税”两个字从特朗普那里搬到中国来借鉴，后面跟着的是方案的设计掌握，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现实情况，中国人必须防止在这方面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贾康说，“世界的局，中国的坎”，攸关国家、民族、公众命运的历史考验在即，而陷阱必须跨越！只有坚定地排除万难啃硬骨头，落实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大政方针，中国经济就会有望以6.5%的年均增长，匹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的经济社会进步，于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的不到10年时间，过坎成功，造福全国百姓。

马晓河：迟早跨越陷阱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表示，从现在到2025年间，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人均GDP8000美元，下一步要向人均GDP16000美元迈进。国际经验表明，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一般从发达国家看，其结构要达到两个70%和两个60%：消费率在70%以上，城市人口城市化率70%以上；服务业比重60%以上，中产阶级60%以上。

他认为，中国要想跨越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有三个结构需要考虑：一是需求结构怎么样从现在的投资导向、出口拉动转向消费导向？这是个大问题，这背后的问题是体制。就是我们的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政策安排怎么样能支持老百姓消费，用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市场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当前我们的消费贡献率很高，那是以投资的下降为替代的；二是产业结构，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产业结构处于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一种供给超过需求的产业结构。而且这种产业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落后的传统产出动力正在丧失，而新兴产业成长还在孕育期，新旧两个不接续；三是社会结构，我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社会结构演变相对落后。比如橄榄型社会的建立，中产阶层成长现在还不够，假如说要让老百姓自我认同，中国中产阶层非常小。要想实现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还需要努力。另外是市民化社会形成缓慢。我们有两个指标，第一是城市户籍指标，大概是40%，第二是常住人口指标，大概是57%多。要达到70%以上的城市人口，两个指标都有差距。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缩小，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形成；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差距在扩大，这个扩大也不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阶层之间的流动，代际之间身份改变需要改革，人员流动身份改变能不能更顺畅？通道更宽？通过自身奋斗和社会推动可以改变代际身份，农村人变为城里人，农民成为工程师，一个下海人变成老板，这个跨代际改变身份，需要一些新的制度安排。

马晓河的结论是，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向发达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条件还要继续培育和创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明显，特别是三大结构转型不协调，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型缓慢，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制约因素。不过马晓河说，他相信中国迟早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魏加宁：提出五点应对建议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应从基尼系数的视角观察“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世界上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基尼系数大都在0.45以上。而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市场化因素，二是泡沫经济因素，三是科技创新因素，四是全球化因素，五是权力寻租因素。

魏加宁说，搞市场经济强调提高效率，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从公平的角度来讲，谁的效率越高，谁的收入也会越高。如果有自由，那么他就可以把他的财富转移给下一代，其结果是，下一代肯定会形成不平等。谈到泡沫经济因素，他表示，日本当年出现泡沫经济的时候，社会学家就指出，泡沫经济会迅速拉大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道理很简单：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情况下，有房的人和没房的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就会迅速拉大。在股票价格快速上涨的情况下，持有股票的人和没有股票的人之间的差距也会迅速拉大。从科技创新因素看，魏加宁认为，由于科技创新，加上风险投资，加上资本市场，这样一种组合就可以使那些掌握了新技术的人一夜暴富，迅速发家致富。但是那些没有掌握新技术的人，就会面临失业威胁，至少也是低工资风险。所以科技创新本身也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快速发展以后，将来很多人会面临失业的问题。去年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讲的就是机器人发展以后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根据日本野村提供的图片，将来有很多职业会被电脑替代，有一些领域要被机器人替代，这些失业者的收入问题怎么办？

关于全球化因素。魏加宁说，《全球化的悖论》一书指出，在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推动下，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的比例，工业化初期是2：1，现在是20：1。目前，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比例已经达到了80：1。全球化本身也在拉大收入差距。

至于权力寻租因素。魏加宁称，这个因素讲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它最难以测算，最难以估量。前面那些因素还可以用量化办法加以测算，但是腐败因素没法测算。从本届政府大力反腐败以来媒体揭露出来的案例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需要指出的是，造成腐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市场化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市场化改革走到一半，处于“半市场化+半行政化”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下最容易发生腐败。因为，半行政化可以寻租，而半市场化则可以变现。为什么有人说计划经济时期好像腐败没那么厉害呢？实际上那时并不是没有腐败，而是无法变现，无法货币化。我们看到，本届政府大力度反腐，成效非常显著。我推测，近年来官方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是不是与大力反腐有关？但是，要想巩固这一反腐成果，还是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彻底铲除腐败产生的体制土壤，尽可能缩短市场化的“过渡期”，压缩腐败产生的空间。

针对上述影响基尼系数的主要因素，魏加宁提出了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5点应对建议：

第一，应对市场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从发达国家战后经验来看，无非是两种做法；一个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把富人的税收上来；再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解决穷人的生老病死问题。

第二，应对泡沫经济带来的差距拉大问题。要在做好准备的条件下，设法逐步消除泡沫经济的风险。所谓做好准备，就是要完善“两个安全网”，一个是金融安全网，一个是社会安全网。只有把这两个安全网做好，再去主动的逐步化解风险，这样才能做到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应对因技术创新带来的失业增多风险。魏加宁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边是东北、西北大量职工下岗失业，但另一方面，广东、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都在拼命地开发机器人。那么失业问题加剧怎么办？北欧国家由于近年来基尼系数上升很快，所以正在进行一项叫做“社会基本收入”的实验，虽然瑞士最近相关公投失败了，但是芬兰已经开始进行试验：就是随机抽出2000名公民，给这些公民每人每月发放560欧元的“基本收入”，试图用这种办法解决技术创新带来的失业减收问题。而采取这种措施也会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如何防止养懒人？如何防止计划经济的复归？其次，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最后，就业到底是福利还是权利？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魏加宁认为，正确的做法可能是，首先还是要把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搞好。其次，“基本收入”政策应当首先针对那些公益事业，而不是像北欧国家那样面向全体国民随机抽样。

第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丹尼·罗德里克提出了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在民主体制、国家主权和全球化之间只能三选二。在国家主权不变的情况下，就等于要在民主化和全球化之间做出选择。美国特朗普上台，说明美国是在保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方面就出现了倒退。

第五，应对权力寻租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一手抓反腐，一手抓扶贫，这个思路绝对是非常正确的，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恐怕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向。但是下面在具体落实时的一些具体做法，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应当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包括东方国家比如日本和新加坡的经验，更多通过民主法治来缩小收入差距。

姚余栋：把人民币做成黄金货币

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姚余栋，对于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认为，必须把人民币做成像美元一样的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国际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

他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第二强势货币——我们的人民币，只是对美元略贬，大部分时候都在升，而且人民币一揽子总体相对稳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巴西、俄罗斯扛不住，人民币还算比较“任性”？“我想有我们中国经济的成就，有我们金融业的努力。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获得了国际储备货币带有的制度性权利，给我们增信了。这强制性使得很多国外机构必须配置人民币。到2017年1月，已经有80多家境外机构把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我当年曾经管过这个业务，当年也就是40家，但经过两年左右，就翻了一倍。”

姚余栋提到，2017年3月31日，IMF公布的国际外汇储备中，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占了全球的1.1%。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民币已经不能光被看作是一个新上货币，我们是国际货币。虽然我们离真正的国际货币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艰苦努力。

“能加入SDR，这是了不起的。但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我们的路程还很长，需要时间让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组织更适应，更多的来配置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形成一个路径依赖。” 姚余栋强调，这需要我们对内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对外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人民币成为人民币黄金，才能让我们不惧未来国际金融风浪，才能使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金海年：直面两个挑战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认为，从1987年到2015年，高收入门槛的年均增长率大概是3%左右。“因此，如果中国未来的人均GDP增长率达不到3%，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发展速度没有别人跑得快，就无法从第二集团跑到领先的那个集团里去。这是最直接、最表面的中等收入陷阱定义。深层次来讲，只有人均GDP指标是不够的，还要有社会的指标、生态的指标等等，需要综合的指标。这首先是一个相对概念，就是中国一定要比别的国家跑得更快，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比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跑得还要快才行，否则的话，就永远在第二集团军里。而且，这个跑得快不仅是增长率，还要看存量，增量和存量都非常重要。”

金海年说，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跨度上看，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三大陷阱：除了中等收入陷阱以外，还有欧洲的中世纪发展陷阱，和中国的改朝换代的陷阱问题。这三个大的陷阱，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

“另外一个就是现状的问题”。金海年表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面临着比日本、韩国、四小龙等已经跨越的13个国家都更大的挑战。要让13亿中国人一起跨越这个陷阱，意味着整个统计效益上会更快的拉高高收入门槛，所以我采用3%作为门槛增长率。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速从现在的6.5%左右，比如每5年下一个坎，我们仍然可以在大概10年到15年的时间，保守估计在2030年我们可以跨越高收入门槛。但是跨越了高收入门槛，是不是中国就跨越了这个坎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呢？也不是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失败的教训，是超过了以后又退回来了。因此我们面临两个阶段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要先过这个线；第二个挑战是，能不能保持住，能不能继续增长？即使跨越了1.9万美元（2030年的高收入标准），但我们仍然距离美国、距离日本人均GDP要差很多。虽然说人均GDP不是全部，但是没有人均GDP不行，它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 因此，未来我们的挑战有两个：一个是能不能跨过去，一个是跨过去以后会不会退回来？”金海年强调。（编辑 严葭淇 主编 商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