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序汪毅夫《联结两岸》-环球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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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11月14日电（作者陈支平）汪毅夫先生的《联结两岸》已经结集，征序于我。我没有丝毫要客气推辞的意思，一口答应。我之所以如此孟浪不谦逊，一是忝为汪毅夫先生的老友，却之不义；二是汪毅夫先生自2018年退休后，勤于撰写有关海峡两岸的文史掌故札记，每成一篇，总是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给我阅读。日积月累，居然多达八百余篇。如此熏陶、欣赏、获益之后，总是有一些话想说的吧？如今机会来了，自然不宜错过。

百余年来，欧风东渐，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似乎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人们纷纷向西方学习，把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改称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并且分门别类，树立诸如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的不同旗纛。大家旗帜鲜明、各自为战、文史分家，颇有俗语所谓“隔行如隔山”的气概。

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史学术改行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自然有其“与国际接轨”的宏伟志向，不容指摘。但是从我私心狭隘的角度来看，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史学术中的某些优秀可取之处，是否也随之被“弃之如敝履”了？套用西哲的一句名言：洗浴之后，连同婴儿、脏水一起倒掉？延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讲求“规范化”，促使我们今天的所谓学术著作、学术论文，进入到“模式化”的阶段。我有时不合时宜地想，这种“模式化”了的文史著作和文史论文，除了便于统计、汇报成绩、个人升迁之外，其他方面的优点，我至今还没有弄明白，还得需要慢慢领会摸索。自从中国传统的文史学术改行为“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并且“规范化”、“模式化”之后，别的行当我不太熟悉，不敢胡说，单就我所从事的历史学而言，至少是以往颇为盛行的“掌故札记”体的史学书写方式，已经被完全排除在“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当中，宋代以前的典籍流传至今有限，故而此类“掌故札记”的书籍于我们今天较少见到。宋代以来，“掌故札记”类的书籍就逐渐多了起来。明清两代，“掌故札记”类的书籍蔚为大观，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一种重要文献来源。其中有些书籍，甚至被后人奉为文史的传世名作。如明末清初人顾炎武撰写的《日知录》，大凡是从事明清史研究的专业人士，没有不阅读此书的。再如清人赵翼撰写的《廿二史札记》，学者称该书与钱大昕之《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并誉为清代私家撰史的三大名著。宋明以来这种“掌故札记”体的文史著述，其在文史上的发明卓见，端的是“不容忽视”！在此举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两则简单记载为例：

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卷十三）

《盐铁论》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于事。”宋邓肃对高宗言：“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辽史》言：“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之所以兴也。”然则外国之能胜于中国者惟其简易而已，若舍其所长而效人之短，吾见其立弊也。（卷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