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⑯|从国家社会历史形态出发,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四川在线记者 成博
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发生的?文学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发生着怎样的互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国内学者大多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研究,导致了不少“以论代史”的学术问题。而究其原因,则是我们基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形态的理论框架相对缺乏,古代的文论在解释现代文学时有面临解释力有限的问题。
有感于这样的学术“尴尬”,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怡教授发起了“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该项目于2012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2016年全部研究结束,前后集结了包括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等国内学术单位的近10位学者共同参与,研究报告总计6个章节、50余万字。
在日前公布的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中,《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一等奖。
“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报告与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证书
从国家社会历史形态出发
解决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以论代史”
为什么从国家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李怡表示,过去学者们研究现代文学时,主要集中在一个抽象的“现代”框架中,在还没有对国家社会历史形态进行更细致、更还原性的研究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大的历史概念和基本的思想理念,忽略了历史的具体性,这种研究方法在最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尊重特定历史现象的完整性、丰富性、复杂性,提倡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态度,才能真正摆脱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以论代史’预设性判断,从想象性的理论前提潜沉到具体的对象内部。”
李怡
文学史并非由那些外在于历史的概念构成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学界对概念的强调,导致了很多文学专业的学生、乃至部分研究者对很多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熟悉。“事实上,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以特定的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为基础,换句话说,文学是什么、作家怎么进行创作都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李怡表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怡和他的研究团队决定埋下头来,去完成这项未曾有人做过、但对于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首先就要研究这个国家社会历史形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李怡和他的研究团队形成的一条基本共识,也在研究过程中,收获了境内外众多学者的支持与认同。“只有最充分地还原这个国家历史形态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才能更准确更有效地把一个作家的基本生存,以及为什么他要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这方面的创作。离开了这些基本事实,纯粹在文学理论的圈子里面演绎,这种文学史的研究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最终会导致一种非常空疏的学风。”
“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团队举行讨论
梳理中国文学脉络
让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回归中国
对于《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课题来讲,“回到中国国家社会历史形态的具体场景之中,思考中国文学自己的问题”既是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是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古代,我们的文论主要是以感性化的批评为主,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这就为近代以后西方系统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进入打开了通道。”作为文学研究者,李怡承认西方文艺思想和批评方法的介入给中国的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启发,“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必须最终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方法。”
李怡
这种批评方法从哪里来?李怡认为,最基础的一步就是对中国自己的文学思想、文学脉络进行清理,“这当中自然包含了对我们固有的文学思想遗产加以吸取、发扬光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学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的,对于已经发生变化的新的文学现象,也需要有更具时代性的把握和体会。所以,通过对现当代国家社会历史各方面的情境进行挖掘、整理,从中不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方法就显得刻不容缓。”
李怡表示,他和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逐渐摸索提炼出我们自己的一套批评方法和批评理论,让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回归中国。
“国家社会历史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团队举行讨论
如果将现代文学的研究比作一座大厦,李怡和他的研究团队所做的就是为这座大厦打基础的工作。“这项研究通过对民国时期经济史、法律史、教育史、传媒史的充分开掘,梳理出了其中推进或阻碍文学发展的各种表现,这既是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新角度,又是历史研究具体在文学向度上展开的新课题,从历史与文学两个意义上都有推进的可能。”
采访对象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