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捐”于法不容，“逼捐”亦于情不合

(资料图)

原标题：“诈捐”于法不容，“逼捐”亦于情不合

因没能履行1100万捐赠承诺，中国矿业大学校友吴幽被母校基金会告上法庭，还成了被法院限制高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3月14日，吴幽在社交平台公开回应此事，其要点包括：捐赠协议签署后，因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镜湖资本和他本人均陷入巨大困难；一直与学校沟通解决，曾提出捐赠股权收益但被拒绝。吴幽也在回应中明确表态，会履行责任，想尽办法落实1100万元捐款。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支持校方的意见认为，诉诸司法完全正确，对“诈捐”行为绝不能放纵；支持吴幽一方的意见则认为，校友捐赠是情份，不捐是本分。既然捐赠人在资金方面遇到了困难，应允许其撤回。校方不顾捐赠人具体情况坚持诉讼，即便赢了这宗官司，在人心上也已经输了。

一笔本彰显慈善的捐赠，延宕数年，发展到对簿公堂，对双方来说，其实都输了。从法律上说，普通赠与合同，是典型的实践性合同，即当事人除了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实际交付赠与财物方合同方能成立。换言之，在赠与财产实际转移之前，承诺赠与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是否有效以当事人实际交付为前提。《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法律赋予赠与人单方的撤销权，因为赠与合同本就是单务合同。对赠与人来说，负有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与受赠人的义务；对受赠人来说，则无需承担相应的对价。单方撤销权正是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而设立的。以普通人的视角，依朴素正义考量，捐赠人在交付之前撤销捐赠，虽留下遗憾但也应理解。

但是，如对赠与人的撤销权不加任何限制，又会导致赠与合同失去约束力。捐赠本是慈善义举，大多赠与人事先承诺的捐赠，事后都得到了兑现。同时也不可否认，近年来“诈捐”事件的发生并非个例。一些口头上的“捐赠人”在收获社会美誉度后，能够践行承诺却拒不履行，既伤害了受赠与方，也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整个社会公共理念带来了冲击。因此《民法典》进一步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从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的相关司法文件来看，法院认定吴幽与矿大签订的协议，为诺成性合同，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以助学、助教等公益为主要内容的捐赠协议一旦签订，赠与人就应依法履行捐赠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将已承诺的捐赠款项转移给受赠与人。

吴幽被强制执行的另一事实依据在于，法院认定吴属于“能够履行而拒不履行”。显然，吴幽在社交平台上的回应与法院的认定并不完全一致。如吴幽认为自己确因市场因素而导致了财富的极大缩水，并影响到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在不能行使任何撤销权的情形下，也可以“情势变更”对抗协议。

当然，这些分析，多是个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的法庭抗辩技术细节。校方最新的回应称，事件“仍在协商中”“如果能调解成功也可以”。法理与情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对双方来说，通过调解达成协议是最好的解决路径。毕竟，“诈捐”于法不容， “逼捐”亦于情不合。冰冷的司法对抗难以唤起社会的善心，但个案的传播则有助于普及捐赠相关的法律常识。在“你情我愿、情法相融”之中，才能远离“诈捐”与“逼捐”。（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