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差点辍学

■ 解读

塞勒分析了“为何有人股票大跌仍不肯割肉”

对于理查德·塞勒的获奖，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来形容。“说情理之中，是因为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确实非常突出，够诺奖的分量。说意料之外，是因为他的很多重要工作都是和丹尼尔·卡勒曼一起完成的，而卡勒曼已经在2002年得过了诺奖，所以我先前认为再给塞勒的可能性不会太大。没想到，今年诺奖委员会还是垂青了塞勒，并且还是独得，这点确实令我有些意外。”

陈永伟说，相对于很多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塞勒对于政策的关注更多，更致力于用理论去影响和改变政策。

在1980年的论文《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中，塞勒首次提出了“禀赋效应”的概念，就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其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没有拥有它之前大大增加。陈永伟表示，它直接挑战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为零的时候，初始产权的划分并不会影响物品的最终配置状态，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交换来让物品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的那个人手里。但是如果“禀赋效应”是存在的，那么初始产权的配置就很关键了。

此外“心理账户”的思想也出现于塞勒的《论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在1985年的论文《心理账户和消费者选择》中，他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所谓心理账户，指的是我们在思考一些问题时，并不会去进行统一的成本收益核算，而会在心里构建很多个分门别类的账户，分头进行计算。比如，我们可能拥有十只不同的股票，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我们关注的应该是这十只股票所构成的这个组合的整体涨跌。但在现实中，我们除了关注整体的涨跌外，还会关心每只股票的涨跌状况。当某些股票跌得很惨时，我们也不肯“割肉”，把资金放到业绩更好的股票上，而宁愿继续持有它，等着回本。”陈永伟说。

■ 放大镜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

十年4获奖者关注楼市

北京时间10月9日，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获得这一殊荣。

尽管目前为止，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学家尚无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经历，但这丝毫不妨碍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国人的热议。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哪些层面影响着中国?诺奖得主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获奖的理论在中国究竟在哪些层面得到了应用?

从2007年开始，共有21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获奖者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起中国经济，其中，楼市、消费、创新和全球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关心的中国经济话题。此外，2016年的获奖者奥利弗·哈特更是在20多年前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中。

十年4位获奖者谈及中国楼市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从2007年至2017年，共有21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不少获奖者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印象深刻。其中，楼市、消费、创新和全球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关心的中国经济话题。

在过去十年间，楼市是中国最受关注的热点之一，关于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议长久没有定论。中国的楼市同样吸引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关注。至少有四位诺奖得主对此作出评论。

2007年诺奖得主罗杰·梅尔森和201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都提出过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席勒多次谈及，中国房地产下跌风险较大。2015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诙谐地表示“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丈母娘市场”;而2013年诺奖另一得主拉尔斯·彼得·汉森则直言中国的房地产情况非常复杂，自己也很难读懂其中的奥秘。

伴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双创”计划的提出，“创新”成为过去十年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到中国时的另一个高频词。有三位获奖者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提到了创新和研发投入。

“在这一时代，要看哪个国家会成功，哪个会失败，看谁在做研发就知道了。”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曾表示。他肯定了中国于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纲领，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将有助于增强竞争力。2011年诺奖获奖者托马斯·萨金特曾表示“中国在创新方面所做的工作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对中国的创新表示肯定之外，2014年诺奖获奖者让·梯若尔则建议，中国要想在全球有更大的影响不仅需要科技创新还需要思维创新，“有时候很小的改变就会对市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此外，全球化和消费转型也是诺奖获奖者关心的话题，2015年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在去年的中国行中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了家庭消费时代，提高消费率有助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全球化过程中很重要。

去年获奖者哈特曾参加京伦会议

自上世纪末起，就有获奖者参与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探索中。

2016年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曾在1994年赴华参加了著名的京伦会议，讲解了自己与菲利普·阿吉翁、约翰·穆尔共同提出的对现行破产程序进行改革的建议，即所谓“阿吉翁-哈特-穆尔破产程序”关于破产改革的研究。京伦会议后来被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视作经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案例之一。

“哈特的现代企业理论，如激励合约，不完全契约理论，对我们当前的国企改革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分析，根据哈特产权理论，在一个企业里谁拥有资产、谁拥有的资产多，就更有话语权，就能拥有“剩余控制权”，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更无争议地拥有“剩余控制权”。因此，从哈特的产权理论看，企业就是一种(非人力)物质资产的组合。正是用物质资产作为黏合剂，将人聚合到一起，才产生了大家看到的企业。

更多的诺奖得主往来于中国学界。包括让·梯若尔、戴尔·莫滕森、埃里克·马斯金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等先后来到中国的大学，进行学术讲座，同时也尝试与中国高校开展诸多学术方面的合作。

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是，过去十年间的21位诺奖得主中，共有两位“中国女婿”，分别是2010年诺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以及2013年诺奖得主拉尔斯·彼得·汉森。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玥怡 金彧 任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