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德威(DavidM.Cote)：
提高能效是重中之重
我主要谈一下能源效率问题。
不考虑人们的行为问题，通过强制的政策方式，即使有像美国国会设定排放标准或像中国“国五”标准这样的规定，但如果人们冬天受冻、夏天受热，或者新买的车没有上一辆更好、更快，人们是不会去节省能源的。
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对节能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其中谈到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就要思考人们对某样物品的真正需求是怎样的。如果仅仅用政府强制政策没有效果，那可能就更需要群众的参与。
如何让电厂、供暖厂等公共事业机构更关注生产效率，而不仅仅是自身利润和销售额，让它们更有激情和动力来关注生产效率就需要更好的定价模式。而有时候一些激励措施的效果确实是相反的。
如何让电力的价格进行更好的调整，从而让各方共同地参与、有动力去合作。
中国政府在加强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角色非常重要：
首先，政府要制定标准，并实施标准。
第二，在行业的推动之下，我们才能看到更加切实的发展。
第三，政府可以在碳交易探索发展方面有所建树。政府必须要设立非常正确的碳交易排放目标和标准。中国一定可以在碳交易方面发挥先锋作用，并取得更大成就。
Centrus能源公司总裁兼CEO潘诺门(DanielPoneman)：
碳交易定价要透明持续可监管
现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三个重要的阻碍需要破除，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第一，要以一种可持续、透明、可监管的方式对碳交易进行定价。只有通过合理的交易和定价模式，才能促进投资市场有序健康地发展，同时更好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二，一定要降低融资的成本。不管是核能、可再生能源，还是任何替代能源，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成本降下来。要支持私营市场的发展，已经在贷款支持下获得发展的风能、太阳能以及部分可再生能源，应该为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树立良好榜样。
第三，清洁能源投资需要有非常明确的节能目标，而不是夸大事实，可以设立一些示范性的项目，并且要考虑投资回报。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理事长、天合光能公司董事长兼CEO高纪凡：
中国光伏产业已开始复苏
2012年，欧债危机和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反补贴、反倾销)，对中国光伏产业造成了很大的挑战。经过三年的行业洗牌后，太阳能行业已经走向了一个复苏的轨道，同时企业已经开始分化。好的企业由于科技的进步，它的规模和利润都持续增长，但有些企业出现了破产重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在太阳能产业中的地位反而有所提升。过去十年时间，太阳能的发电成本降到了原来的1/8，主要由于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外部环境中，各个政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2011年光伏行业低谷时，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把发展太阳能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2011年出台了支持太阳能发展的五条政策。中国不仅是太阳能生产的第一大国，也是应用的第一大国。现在美国变成太阳能装机成本最高的国家，实际上很多太阳能企业都在抱怨。所以中美企业政府应该一起努力，尽可能消除中美贸易摩擦，让太阳能行业能够自由发展。
展望未来十年，我们有信心太阳能成本能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再降，降低到50%以下。届时太阳能的发电成本将会和火电持平，在全球范围内，2025年是太阳能成为平价电力的一个时代的开启。
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
将建筑交通能耗指标化
目前全球最大的能耗用于建筑和交通，这两项的能源占比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超过50%，在欧美国家接近70%。如果人类有意识把能耗最大的建筑和交通这两项简单化、指标化，我认为会马上有转变。没有指标就不容易转变、不容易带来推动。
比如在北京，如果限定每个人的交通时间为30分钟，那么北京所有的城市规划、道路规划、楼房的高度，以及办公、居住、学校等功能建筑量化，就会有变化。
据说目前北京的通勤时间接近3个小时，也就是100多分钟。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果能将通勤时间控制在30分钟，交通拥堵问题、雾霾问题、人们的情绪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都可能会解决。比如，在居住密度高的区域增加一些空间。
建筑的能耗非常大，欧美国家接近50%，中国接近40%，随着水平的提高、收入的提高，中国的能耗还可能会增高。欧美的建筑能耗标准为100千瓦时。新建筑必须符合，老建筑需要改造。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指标，节能50%、65%都是空对空的，如果我们控制在120个千瓦时，就会很不同。根据调研，中国普通公共建筑能耗约为800千瓦时，民用建筑约为400千瓦时，折合成煤炭是7~8公斤/平方米，折合成油是5公斤/平方米/年能耗，建筑能耗主要是取暖和空调的能耗。
我们观念上要有一个变化，不要搞表面上的好看，要真正地让人的生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