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们不止只在参加表演或者“选美比赛”时才会被“伪造”国籍。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告诉我说，一次活动主办方雇佣了一些外国模特在一座假的意大利别墅前迎接前来咨询的顾客，并对他们说“buon giorno(意大利语的早安)”。我认识的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模特还告诉我，有许多“维多利亚内衣时装秀”都是假的。那些内衣可能是中国制造的，而编舞、模特穿的翅膀和脚本都是直接从美国电视上学来的。“有时候零度时她们还得站在外面，”我的朋友说，“而她们穿的只有假的翅膀和内衣。”
由于签了合同，模特有时不得不去做一些奇怪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合约就像那些选美时佩戴的绶带一样假，所以她们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障。在中国，要办工作签证很难，而且花费不菲，所以公司一般推荐她们办旅游签证，然后非法地工作(尽管今年年初，中国北京已经开始打击非法模特，并且还逮捕了大约60名模特)。为了事业，她们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中国以及其它相似的市场如泰国、新加坡和日本都被这些模特给占领了，因为在米兰、巴黎和纽约这些城市，竞争更为激烈。
我在中国工作时遇到的模特大都很年轻，有的甚至只有14岁。她们在中国工作，然后将钱寄回家。就像纪录片《想做模特的女孩》(Girl Model)讲述的那样，猎头们在一些国家搜寻明星脸，把一些有着明星梦的女孩儿送出国，但却没给她们提供任何法律保障。
从金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虽然只是假扮的选美冠军，但靠着给一些杂志和淘宝店家当模特，她们一小时能赚好几百美元。但即使这样，模特的收入也还是不高，因为中国的模特代理机构需要收取40%的提成，而本国的模特公司还要拿走10%的收入，而机票和房租费用则会达到1万美元(相当于6万元人民币)。尽管大多数模特公司会报销其中的一些费用，但是模特想要真正赚钱还是很难。
现在一位假的选美冠军的市场价是多少呢?大约是2000元人民币一天，而这差不多是中国家庭平均月薪的两倍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名模特只需工作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就能赚到一般中国家庭一年的收入，虽然她们本人可能只能得到少一半儿，这样一比，差距也还是很大的。
鄂尔多斯的这次活动是我参加过的所有活动中规模最宏大的，可现实背景却也让人倍感这次活动的荒唐性。城市设计者最初进行城市规划时，为迎合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将城市的人口容量定为100万人。而现在这座城却成了“鬼城”，许多房子都空着。
选美比赛在鄂尔多斯歌剧院举办。我们排练了三天：穿着闪闪发光的迷你裙和高跟鞋，努力完善着我们的舞步。这次的演出我们得换三套服装，唱一首歌，跳一支舞，还有一个才艺比拼，所以必须得事先排练。
“女孩儿们，睁大你们的眼睛，尽力微笑，”我们的排舞老师站在舞台前，尽职尽责地要求我们。我身旁，一位乌克兰女孩儿将老师的命令翻译给她的同伴们听。所有40名模特中，至少有一半儿不讲英语。
选美比赛那天晚上，剧院里观众很少。一些鄂尔多斯的当地居民被请来观看(比赛是免费的)，全场只有他们懒洋洋地鼓着掌。我们的比赛直接复制国际选美大赛“环球小姐”的程序。更准确地说，整个程序包括民族服装展示、才艺比拼，最后公布前十名的名单。
事实上，前十名的名单在比赛前几天就已经定下来了。前十名的名单公布之后会公布前五名的名单。安娜也入围了“前五强”。不过冠军还是会在比赛当晚公布。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前五强”模特站在舞台上，安娜假装心情激动地同其他四位选手握手。接着，有着一头黄色头发的男主持人(他也是雇的)从口袋里掏出卡片，充满激情地宣布，“环球小姐”的最终得主是黑山小姐克里斯蒂娜。可就在这时候，不知什么原因，舞台的大屏幕上竟然播放着“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时装秀的片段。
我在后台朝着安娜挥了挥手。她真的想赢吗?她失望了吗?她笑着耸了耸肩，回给我一个选美式的挥手，然后转过身去，面向台下的观众，睁大了眼睛，粲然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