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受理邱志远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邱志远，原来是揭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2007年至2009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插手揭阳市二类疫苗买卖业务，通过私人渠道替揭阳下属4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顺利通过现金结算方式购得二类疫苗，然后加价销售给基层卫生院获取利润。
为什么疾控中心会以这种形式购买二类疫苗?记者了解获悉，虽说二类疫苗面向市场，但考虑到均衡利益，在多数地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模式，即以县(区)级疾控中心为中转站，二类疫苗的来源，一部分从上级疾控机构购进，一部分自己购买，而这样的模式恰恰给问题疫苗提供了“温床”。
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第二类疫苗也应有“一类监管”，不仅如此，由于第二类疫苗离政府的视野更远、离市场更近，监管的难度要大许多，因此更应该得到监管部门的特别关照。假如不能将第二类疫苗纳入政府统一采购和配送，像第一类疫苗一样走官方路径，那么，就应该将第二类疫苗纳入重点监管目录，比第一类疫苗的监管力度更大，如此方能补齐第二类疫苗走市场路线所导致的监管短板。
除了监管体系自身的问题外，我国疫苗管理的问题和行政体制的设计同样有很大关系。根据2005年颁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负责疫苗监管的是食药监局，负责疫苗采购的是疾控中心(疾控中心的主管单位是各地卫计委)，但是，从级别上来看，地方食药监局比主管疾控中心的地方卫计委要低半级。
也就是说，让下级机构去监督上级机构，这样的监管效果可想而知，疫苗问题为何屡禁不止也就没那么难以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