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韦荣奎一样对死刑判决感到“大跌眼镜”的，远不止辩护人一方。受伤最重的收银员曾某的附带民事代理人罗霄告诉北青报记者，曾某本人，也没有想到会有“死刑”这样一个判决。“理由很简单，她认为司法鉴定摆在那里，案发时他处于发病期。”
另外一名受害人莫老的代理人周慧华和杨创，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也坦承，正是基于“案发时周凌俊是病人”这一认识，在加害人父母真诚忏悔并积极赔偿后，他们支持被害人与家属达成了谅解协议。
嫌犯父亲后悔没及早发现儿子异常
事发前一年，小英把父亲老周的相关信息，上传到“宝贝回家”网站，期冀为“来路不明”的父亲，找到“生命出处”。
“我至今不知道我被捡时的具体时间，只知道是1960年，在南宁火车站旁的杂草中!”老周告诉北青报记者。
按照养母的说法，他当时大约两三个月大。没能生育的养母后来发现，这个被丢弃的男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没过几年，他又患上了肺结核。
虽然是养子，但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他们带着他四处求医问药，遍访民间中医。最终靠草药把他的哮喘绝了根。但是，这对老人并未能得养子的济，先是在他12岁时，养母离他而去，六七年后，养父也因病离世。
总算被拉扯成人的老周，后来靠街头摆地摊做小买卖过活，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因为自己是孤儿和弃儿，所以有了儿子后，我非常疼爱他，总想把自己的亲情缺憾在他身上找补回来。”老周说，由于不晓得自己家族有否精神病史，所以他忽略了儿子精神病呈现的各种征兆，只当他是被溺爱过度或网瘾作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