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农村边远地区的黑户群体。在以前，黑户主要分布在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许多村民信息闭塞，几乎不与外界联系，更没有主动申领户口的意识。在我们调查走 访的“黑户”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弃婴、收养或领养子女等。另外，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部分是属于计划外生育子女，由于没有多少文化，不懂得户口还要 主动申请登记，所以一个家庭中很容易产生多代都是黑户的现象。
云南省某州31岁的刘某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村民的带领下，见到了这个多少让我们有点吃惊的妇女。她略带羞涩，不善言辞，不愿意跟陌生人说话，甚至我们3 个人的“庞大”调研小组(其中1人是当地户籍科工作人员)显然也让她紧张了。由于语言上的沟通困难，再加上对“公家人”的天生敬畏，她对我们的造访感到不 适。据村民介绍，她小时候是引产活产婴儿，所以没有出生医学证明，至今也没有办理过户口和身份证，所以在13年前嫁给本村的智障人员后，一直没有申领结婚 证。据同行的户籍科工作人员介绍，出发前他们也在户籍系统里搜索了刘某的名字，发现确实不在里面。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刘某的两个儿子也都不在他们的系统 里，虽然最大的孩子明明已经12岁了。当被问及成为黑户的过程时，刘某的反问“户口还需要登记，去哪儿登记?”，这让我们的访谈难以继续。只不过在回来的 路上，村长告诉我们说，这个12岁的孩子没有进过校门，6岁就开始跟着妈妈割草放牛，早上6点起来，吃一顿早饭就去山上割草去了，直到晚上才回来。所以， 村里人一般也不太能见到这个孩子。在调查中，像这样一出生就是黑户的儿童并不在少数，他们因父母是黑户的历史原因，延续成为“黑二代”，这类群体在户籍问 题的解决上更为复杂。
流浪在城郊的黑户群体。除了在边远农村隐形存在的黑户，还有更多的黑户群体就存在城市的身边。为了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很多地方都采用计生与罚款相结 合的方法，超生即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所以超生而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就不能办理户口。据调查，华东一些省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率略高于70%，也就是说大约 还有30%的超生人群未缴纳社会抚养费而不能落户。当然，这只是发达省份的数据，在一些偏远省份，社会抚养费征收率更低，黑户比例更大。由于不能办理户 口，这导致有一些未缴纳罚款的超生儿、非婚生育或早婚早育未办证的孩子被送给他人，或者流入到网络送婴、卖婴的人贩子手里。相当多的“黑户”孩子被拐走 后，父母也不报案，因为公安找回孩子的可能性并不大，纵然孩子要回来了，计生委罚款要钱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干脆就不报案了。在未来，这些儿童则相当程度地 流落到城郊地区，因为这里的管理水平不如城市，而且黑市交易相对活跃，因此成为黑户儿童的常态生存地。
另外，由于多年来“超生罚款”与“新生儿落户”捆绑成为通行的政策，从而有大量的新生儿没有户口。到目前，这部分孩子大都成年，甚至开始有了黑二代。在 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管制放松的前提下，这些黑二代也在很大程度上流动到了城市地区，成为建筑工地、餐馆或煤矿的工人。虽然工作条件恶劣，但是在这里干 活能拿工资而且不需要身份证。而对于那些缺乏工作能力或者没有工作意愿的黑户，则倾向于滞留在城市并成为“流浪群体”。根据民政部门的一项统计，在城市流 浪人员中，有20%是属于没有户籍的黑户群体。在此次调查中，来自河南某县的刘某就流浪在义马市。由于没有身份证，他无法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而没有好工 作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就不能买房，买不到房他就没法落户，因此他被迫在义马市做了一名矿工，后来由于煤矿倒闭，所以他就一直流浪在义马市区长达5年。
奔走在城市中心的黑户毕业生。近年来，另一种形式的黑户正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即由于户籍管理混乱所导致的户口档案丢失现象，包括大学毕业生户口接 续和出国读书导致的黑户问题。一般来说，离开老家去外地读书的学生会被要求把户口迁到学校的集体户口，而在毕业后，如果找到工作并能解决户口的，一般就迁 到单位集体户;而毕业后单位不能解决户口的，一般是挂靠当地人才交流中心;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一般会被要求迁回原籍。而正是在区域间的接续过程中，不 同部门的交叉衔接与不同地区对户籍政策的理解存在差异，再加上管理制度上的各种冲突等，由此造成了大量毕业生成为黑户的现象。
小芳是江西东北部一个边远镇区的孩子，2002年考上省会的一所大专学校，毕业后在东莞一家企业找到了一份助理电器师的工作，然而小企业没有人事档案管 理资格，而学校也没有一直帮毕业生保管档案的义务。由于不太清楚自己的档案究竟应该要转到哪，再加上主动把档案转到别的地方需要找人，而且要花费一笔不小 的费用。因此，综合考虑后，小芳没有对档案进行处理就去东莞了。然而，后来由于小企业的效益不太好，因此工作两年后小芳决定返回老家。但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小芳才发现自己没有户口，烦恼也接踵而至，先是身份证过期，不能及时换新，后来连坐火车都不行，只能坐大巴转辗回到老家。档案既不在老家(因为 2002年档案被转至大学所在地)，也不在她当时所在的大学(2006年毕业后，档案就被转走了)，更不在她毕业后打工的东莞那家企业(人事部门说她的档 案从来就没有来过)。几经反复，小芳从老家派出所查起，到大学当时的班主任，到打工的老板那，几乎跟她档案有关的所有人都问了个遍，但是皮球像过山车一样 的不断被踢来踢去，她依然也没有找到户口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