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泰愚的辩解是事实。不但李承晚、朴正熙、卢泰愚这些执政者向财阀秘密收取“统治资金”，即便是金泳三、金大中这些在野反抗者，也不得不依赖类似的不正当手段，来筹集活动资金——正是金大中在1995年10月，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在北京向新闻记者踢破了这个秘密惯例，据金大中爆料，自己在1992年从卢泰愚处拿了20亿韩元的“政治资金”，现任总统金泳三当时拿了超过3000亿韩元。不过，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卢泰愚以会给国家带来不幸和混乱为由，始终拒绝说明1992年大选的“政治资金”问题。舆论汹汹之下，金泳三不得不指示，对该案必须做“没有圣域”的彻底调查。
金泳三后来曾如此解释为何要审判两位前总统：“从国家角度来说，拘留和审判前总统，是不幸和耻辱的。但不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的历史观就得不到匡正;我们要通过这个过程，……来恢复军队的真正名誉和国民的自尊心。”这段话虽然不尽符合其逮捕审判两位前总统的真实决策过程，却也道出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历史正义”的重要性。
简略说来，金泳三时代的反腐，较之朴正熙时代，有两大变革：1、依赖正规的独立检察机构，而非秘密情报部门——自朴正熙至卢泰愚时代，韩国检察院一直由军人心腹控制，形同虚设;金泳三时代，检察院成为独立机关，不受总统府和政党控制。对两位前总统的调查，正是由该机构主导。2、不依赖个人威权下的运动反腐，建立了包括公职人员财产公开、金融交易实名化等诸多制度。之所以最后能查实两位前总统的贪腐罪行，正是靠了金融交易实名化。当然，上述变革，最终也让金泳三“自食其果”。1997年，包括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金泳三政府高官卷入贪腐丑闻，金泳三之子金贤哲也因受贿逃税罪而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