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山西，“六查”已从曾经的“非常之举”转为制度化、程序化、经常化的常规动作，延伸到普通干部。
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共对10多万名干部展开“六查”，分层分级甄别好干部、表现平庸的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为能上能下奠定基础。
如何“下”
程序不简化，情形更细化
山西因2014年抗旱应急水源工程项目未按水利部要求完成，导致数亿元中央专项补助资金“沉睡”超过一年。
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启动问责机制，查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推进不力、进度缓慢、督促协调解决问题不及时等不作为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问责;涉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前期工程推进不力、进度迟缓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免去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职务。
在《实施细则》中，山西把“问责追究”和“不适宜担任现职”作为“下”的重点，进一步细化“下”的情形。增加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问责追究情形。把“能力不足，工作长期打不开局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等情形，也列入“不适宜担任现职”的调整范围。
“以往，调整‘下’的干部，个人好恶的长官意志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存在。”山西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说，“为此，我们健全程序，对待‘下’的干部要和对待 ‘上’的干部一样严肃，认真地‘下’。”考察核实环节前增加了“调整动议”，使“能下”的程序，从调整动议、考察核实到提出调整意见、组织决定、谈话等环节，更具严肃性、规范性，避免因“人”而下，要因“事”而下。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专家分析，干部“能下”本应是正常现象，但过去“必须下”和“自然下”占绝大多数，“应该下”则相对少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刚性变软走形：责任主体不够明确，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问责手段;思想观念上，好人主义盛行，认为“下”是得罪人、毁人，碍于情面不忍其“下”。
山西对症施策，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压实能上能下的主体责任。明确把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情况，作为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要内容，对工作不力的，严格追究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