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宾云供称，跟踪陈新造的定位设备在郑绍鑫跟踪完成之后，他拿去用做他途不慎遗失。起诉书显示，为了弥补证据上的缺失，专案组就将从李宾云的住处搜到的另外两部设备，作为公诉方的替代证据并进行鉴定。
郑绍鑫的辩护人李肖霖辩称，涉案器材是合法生产公开销售的产品，公诉机关认定其为“窃听专用器材”，依据是便携式GPS数据终端的“远程聆听”功能，但没有证据证明郑使用过“远程聆听”这一功能。从郑绍鑫的举报材料看，内容均为郑绍鑫通过定位后跟踪拍摄得来，没有窃听内容。
汕头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在2015年5月4日出具的一份《说明材料》中称：“尚未获取证据证明郑绍鑫使用该设备的监听功能对陈新造进行窃听。”
被举报者称其美誉度受到损害
就郑绍鑫举对陈新造的举报，潮阳区区委办公室曾向媒体回应称，陈新造出入的陶轩酒家不是高档场所，没有动用公款，仅花费600余元。
对于超标配车问题，陈新造的司机称陈新造使用超标车是因为公用配车出了故障，由区委办公室临时调配;车牌系套牌则是因为村民知道陈新造的车牌号后围堵，他担心影响书记正常工作和人身安全，私下找交警大队要的。
陈新造本人、妻子以及潮阳区多名政府官员的证言称，举报内容上网后，“陈新造精神压力很大，老紧绷着脸，话也不多”，“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不着，血压突然升高，工作中总担心被监听”。
据南方周末报道，郑绍鑫案案发后，潮阳区共投入约40万元来提高安保。包括在区委、区政府办公场所增加5名保安，升级机关大院的监控设备，延长录像保存时间，并对围墙加高加固高，买新的电动拉闸大门等。
陈新造在笔录中称：“郑绍鑫对我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明显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是对国家政治利益的挑战。同时，也妨害了我的政务行为，损害了我的政治形象，损害了我的公信力和美誉度，进而损害了国家党政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