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江区检察院也在起诉书中指控，郑绍鑫举报陈新造的行为“对潮阳区委区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导致当地部分投资项目被推迟或者搁置，又严重影响了该区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同时对陈新造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
针对这一指控，郑绍鑫的辩护律师指出，相关证人证言的获取以及侦查活动均在陈新造的指挥下进行，没有合法性。
律师称经阅卷发现，2014 年9 月28 日，陈新造亲自联系潮阳区法院院长、副检察长、人大副主任、副区长等23 名党政官员到潮阳宾馆，接受警方询问，为陈新造作证。
潮阳区官员的证言，主要是赞扬陈新造是好书记，积极招商引资，却遭人定位、偷拍、传到网上，严重影响陈书记的身心健康;担忧潮阳区的的投资环境和政府公信力，搁浅一些投资项目。
律师李肖霖质疑，前述23名证人和陈新造存在上下级利益关系，证言真实性存疑。特别是潮阳区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为陈新造作证违反司法的独立性。
原一审时，李肖霖律师再三申请前述党政官员出庭作证，无一人到庭。
控方被指随意重启侦察程序
2016年8月26日，郑绍鑫案重审第二次庭审，公诉人提交汕头公安局新补充的三份书证，证明警方对GPS的鉴定，检材合法，鉴定有效。
李肖霖对此称，8月2日该案重审第一次开庭时，郑绍鑫已作最后陈述，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最后陈述”是法庭开庭审理过程的终结，法庭只能够依照到庭的证据进行宣判，不能再启动侦察或者补充证据的程序。
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