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独立理财专家邹涛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 泛亚与E租宝一开始是不同的，只是后来从金属交易切入互联网金融领域。泛亚涉及的受害者人数和金额远不比E租宝大，案件爆发也早于E 租宝，但案件处理的进展却明显慢于E租宝。 这是为什么?邹涛表示，那可能是因为泛亚事件中涉及到云南和昆明两级地方政府的有关官员，案件内幕更加错综复杂：
“所以，泛亚案件爆发之后，除了涉及的人员比较广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大大小小相应级别的官员也参与其中， 把本来一开始看上去一个正能量的项目变成了一个犯罪问题， 处理起来就愈发棘手。此外，事件之后上台的官员不管之前官员留下的问题。 新官不理旧事是中国一大特色。 再者， 如果深入侦查泛亚一案，将真相公诸于众，很可能使一定级别的官员受到牵连，影响当地政坛的稳定。 有鉴于此， 我认为地方政府想在泛亚事件上大事化小， 能拖就拖。 相比， EZ租宝是一家民营企业， 通过大量广告投入和各大媒体的报道， 比如在央视，快速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在这一过程中， E租宝涉及的地方政府的官员可能不像泛亚那样深陷其中， 或者说涉案官员比较少。由于不涉及政府和官员， E租宝就被快速立案、侦查和处理。 再者， E租宝的处理没有来自包括高层官员在内的各方面压力。”
中国公安机关E租宝案件专案组早在2016年6月13号就宣布，公安机关已完成对投资人身份信息的审核。虽然如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2016年8月17号有报道说，许多E租宝的投资受害者对案件迄今的处理并不满意，因为他们认为办案机关并没有追究到幕后者。说到泛亚有一定级别的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涉及其中，有一点必须强调：单九良在失去自由前曾对香港《南华早报》表示，“来自投资者的钱已经通过泛亚借给超过400个投资人了”，泛亚“扮演的是桥梁的角色，不是借款人，我已经将借款人的名单交给昆明市政府和云南省政府了。”单九良进而指出，超过90%的钱已经被借给不到100家私人企业。余下的债务则是超过400个个人欠的。单九良所说的这400多个投资人， 他交给昆明市和云南省政府的那个借款人名单以及谁是那不到100家的私人企业，迄今都是还没有解开的秘密。此外，2015年9月中下旬，中国不少官方媒体都报道这样一则消息：“昆明警方拒绝立案泛亚：上面不让查，查了就得死”。这个“上面”指的是谁?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是：你懂的。
著有《普通百姓致富之路》-中国版的《富爸爸，穷爸爸》一书， 在中国被誉为“草根时代的财智英雄”和“草根金融家”的段绍译先生近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E租宝案件处理相比泛亚事件要快的确是因为参与泛亚事件的政府官员多:
“在中国， 官官相护。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只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是一个法制国家. 因为泛亚涉及很多政府官员，这些官员就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时间， 把问题拖久了，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中国官方处理一些非常复杂事情的办法就是拖。”
综合中国国内官方媒体迄今已有的报道， E租宝一案除了所谓“资深经济学家”杨晨涉案以外， 还没有什么爆出像泛亚那样地方政府深陷其中的新闻或消息， 爆出的都是什么公司内部乱象丛生，投放上亿元广告费，在包括央视在内的大小平面和立体媒体上把广告做得铺天盖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E租宝被查后的2015年12月14日，E租宝的大量投资者曾前往中央电视台大楼外维权，抗议官方媒体为该企业做广告，令投资者轻信产品安全，上当受骗。相比， 泛亚事件中政府的影子太长，太明显。例如，2010年11月17日，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泛亚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筹备泛亚成立事项。推进成立领导小组中，除已被抓捕的单九良一人之外，其它全是政府要员。于是， 泛亚受害者普遍认为，昆明市政府不仅是泛亚的审批者，而且也是泛亚的缔造者和创始人. 再试想：中国国家统计局都与泛亚签署战略协议， 将泛亚纳入国家大数据，16家银行为之违规操作，泛亚何等背景，何等神通?
段先生强调，不论政府如何给泛亚和E租宝定罪，两个案件在他看来都是典型的集资诈骗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中国相对较轻， 按照刑法规定最高刑期可判10年，而集资诈骗罪最高刑期是无期徒刑，以前是死刑。给E租宝添加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在我看来意义已经不大。再者， 很多案子要么受法官影响， 要么因当事人有特殊政府关系的左右， 因此一些本来属于诈骗的问题也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使罪行相对减轻。一言以蔽之， 泛亚和E租宝都是有预谋的典型诈骗， 性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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