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公开资料中，有关症状的描述为“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身体功能差，影响劳动力”。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答案都是“不知道”。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他和剥洋葱说。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和剥洋葱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小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23岁，家境优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学读书。
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大学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小颖的父亲慌了手脚，每天不止看一位医生。做心理测试、看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小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
小颖一天吃数十粒西药，再喝30多包药草混成的中药。家人甚至让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就是想吐，一吃东西就吐。”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极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还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去年9月，躁郁症复发，石浩砸了两个手机，和警察对峙，在医院里闹跳楼，他被父亲送进了安定医院，双手双脚用绷带紧紧捆绑着，嘴上还不闲着，想找人对峙开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