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讳莫如深、谈之色变。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同行的记者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来拍温室大棚里做农活儿的”。
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级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2016年春节，石浩被催婚了。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捱过。
小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她和剥洋葱说。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