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他服用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会主动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9年间，石浩换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郁症发作而中断。他不再是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的骄傲。
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和剥洋葱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运城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事实上，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中国的数据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